1920年2月中旬的一個晚上，北京通往天津坎坷不平的土路上，一輛舊式帶篷騾車緩緩行進。車里坐著兩位乘客。一位約30歲，戴一副金絲邊眼鏡，一身皮袍，手提包里裝著賬本，儼然一個年前外出收賬的賬房先生。另一位約40歲，長袍外套著一件棉背心，一頂氈帽低低地壓在頭上，看上去像個土財主。但這兩位并不是普通乘客，他們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中國思想界的兩個領軍人物：李大釗和陳獨秀。

時人曾這樣形容這兩位風云人物：北大紅樓兩巨人，紛傳北李與南陳，孤松獨秀如椽筆，日月雙懸照古今。北李南陳，兩大星辰；茫茫黑夜，吾輩仰辰。

但這兩位思想文化名流此次出行，如此的裝扮，卻是為了掩護陳獨秀安全離京。

“思想界的明星”

事情起于陳獨秀被捕。

1919年6月9日，在五四運動高潮階段，陳獨秀起草了《北京市民宣言》，提出包括取消兩次對日簽約在內(nèi)的五項要求。宣言表示：“倘政府不顧和平，不完全聽從市民之希望，我等學生、商人、勞工、軍人等，惟有直接行動，以圖根本之改造。”宣言印成傳單，群眾“讀后大聲叫好，拍手歡呼”，北洋政府卻大為恐慌，視之為“扔炸彈”，嚴命警察署迅速捉拿印發(fā)傳單之人。6月11日晚，陳獨秀到新世界游藝場散發(fā)傳單，甫到新世界，就引起了暗探的注意與跟蹤。當晚，陳獨秀被警察拘捕，住處也被連夜查抄。

陳獨秀被捕的消息在學生界、知識界引起極大震動。13日，北京《晨報》最先披露了這一消息。隨后，全國各大報紙相繼報道評論。各地函電交馳，社會團體、學者名流、學生等紛紛行動，他們強烈譴責反動政府的倒行逆施，一致要求政府當局立即釋放陳獨秀。

《國民日報》指出，當此“人心浮動之時，政府茍有悔禍之誠心，不應對國內(nèi)最負盛名之新派學者，加以摧殘，而惹起不幸之糾葛也”。

《申報》指出，北洋政府“利用黑暗勢力，以摧毀學術(shù)思想之自由”，已經(jīng)釀起學潮，如今又逮捕陳獨秀，“乃又揚煽其波，激之使動，樹欲靜而風不止，是誠何心耶？”

毛澤東在《湘江評論》創(chuàng)刊號上發(fā)表了《陳獨秀之被捕及營救》一文，推崇陳獨秀是“思想界的明星”，言：“陳君之被逮，決不能損及陳君的毫末，并且是留著大大的一個紀念于新思潮，使他越發(fā)光輝遠大。……我祝陳君萬歲！我祝陳君至高至堅的精神萬歲！”

李達在《民國日報》也發(fā)表《陳獨秀與新思想》一文，他說：“陳先生捕了去，我們對他應該要表兩種敬意。一、敬他是一個拼命‘鼓吹新思想’的人。二、敬他是一個很‘為了主義肯吃苦’的人。”“捕去的陳先生，是一個‘肉體的’陳先生，并不是‘精神的’陳先生，‘肉體的’陳先生可以捕得的，‘精神的’陳先生是不可捕得的。”

北京政府原以為逮捕了陳獨秀，便可以遏制新思想、新文化的傳播，便可以壓抑風起云涌的反帝愛國運動，不料，陳獨秀雖然失去自由，但得到了更多人的理解、支持和聲援，并因此而名聲大噪，成為婦孺皆知的新派領袖人物。

9月16日，在社會各界的積極營救和強大的輿論壓力下，北京當局不得不退讓。警察廳同意陳獨秀以胃病為由，“準予保釋”，但出獄后“仍應按豫戒法第3條4款施以豫戒”，不得擅自離開北京，不得從事政治活動，并由“巡官等隨時視察按月呈報”，“免其再有越軌行為”。

陳獨秀獲釋出獄后，北大舉行了盛大的歡迎會。李大釗興奮地在《新青年》上發(fā)表白話詩《歡迎獨秀出獄》：

你今出獄了，我們很歡喜！他們的強權(quán)和威力，終竟戰(zhàn)不勝真理。什么監(jiān)獄什么死，都不能屈服了你；因為你擁護真理，所以真理擁護你。

……

你今出獄了，我們很歡喜！有許多的好青年，已經(jīng)實行了你那句言語：“出了研究室便入監(jiān)獄，出了監(jiān)獄便入研究室。”他們都入了監(jiān)獄，監(jiān)獄便成了研究室；你便久住在監(jiān)獄里，也不須愁著孤寂沒有伴侶。

[摘編自《日出東方——中國共產(chǎn)黨創(chuàng)建紀實》人民出版社邵維正/主編]

《南陳北李相約建黨》（下）見《鈑金與制作》2021年第7期